周天黎，中國當代著名的藝術家與藝術思想家，人文學者。在她身上有一種真正的學問學術的價值沉淀，有一種真正的中國文化沉郁頓挫的精神傳統，以及重新喚回這個傳統核心的人文支撐。她紅塵浪里，孤峰頂上，尚思尚行。以作品的正大氣象，在繼承中涌動著開拓創新的激情，且具有強烈的文化責任感、道義感與擔當精神。雖置身美術界和文化藝術界亂象叢生的環境，但她思想深邃、藝術見解獨到，有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她敢于宏論大道，秉筆直書，指摘時弊，倡導善美，以一顆為中國文化命運怦怦跳動的赤子之心，在陳舊文化思維定式與邊緣激進思想、先進人文理念三方碰撞角力的時刻，堅持人文反思，為促進中華文化藝術的健康發展和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貢獻了優秀的藝術作品和思想資源。
——摘自2016年5月2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者語
饒宗頤書贈周天黎：孤峰頂上
廢墟上的沉思——周天黎1990年在北京圓明園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6年7月16日文章《時代呼喚藝術家為中華文化藝術復興奉獻思想、精神與好作品》摘錄：
周天黎對當代中國繪畫探索前行的戰略意義并不是僅僅體現在一些筆墨技巧上，而是她“紅塵浪里，孤峰頂上，尚思尚行”，始終保持“以一顆為中國文化命運怦怦跳動的赤子之心”；更體現在她經歷生死記憶、見慣云涌風起及看到許多猙獰的面目之后，依然相信人性不會泯滅，堅守循善取義；她不但富有批判性，更富有真知灼見的建設性；她提出、弘揚、實踐的人文藝術精神，散發出熾熱的正能量！
人類的歷史本質上是文化史，自古以來文化既是精神的領地又是道德的高地，真正高尚的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粹煉累積而來的精神品質和思想結晶。周天黎在2011年就發文警示：“在物質占有人性的生活方式成為主流生活的社會，中國文化藝術界人文翹楚的一群，更要為思而在，遠離聒噪的文化超市，敢于勘破貌似主流正統，實為權力異化后形成的不良文化環境。我們要穿越現實與精神的迷宮，貫通智識與性靈，在錯綜復雜的亂象中分離出能代表人類正確文化方向的現實狀態，從聰明頭腦運作的高級生存者，趨升為心靈指向的智慧的詩意存在者，并以面向整個人類優秀文化的對應姿態，在艱難中去重建遭劫和被毀的精神家園。”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周天黎說：“藝術家不是畫匠，用圖像傳達‘道’是藝術之‘道’。中國繪畫歷史上表達強烈人文思想性的繪畫不是很多，因為除平常的畫家難以調和解決思想的理性與圖畫的感性之間的矛盾外，追求真理、表達大愛更不是那種簡單的一般性的創作情緒，需要有良知與信仰的力量，需要把潔身自好、堅守善美等當做精神底線和藝德追求，需要高雅節操的文化基點、無所畏懼的文化膽識和文化傲岸性格。所以，我要向那些能‘圖以載道’的畫家們致敬！”
中國文化中的藝術精神很重要的一點是體現為一種對社會、人生意義的理解和價值判斷、對完善人格的追求。不管是傳統派、融合派還是什么派；不管是身居廟堂、學院學人還是民間的儒釋道，真正的藝術大家、大師和思想人物，靜居凝思中，既面對無限浩瀚、布滿星辰的無邊外宇宙，同時又面對自己心胸內部布滿情思的無邊內宇宙，他們所面對的絕不是世俗渺小的、過眼煙云的功名與財富，也不會在那么多喧囂噪雜的世俗名利場上忙碌地奔波。而智慧的痛苦、心靈的正直、良知的責問、思想的啟迪、思考民族的前途是其必然的精神特質。
周天黎在《藝術沉思錄》中犀利地指出：“坦率地說，我很反感有的人把西方主流社會已拋棄的糟粕當作實踐來介紹，處處扭曲嘲諷作賤中華民族鐵馬金戈、錦瑟銀箏、鐵板銅琶的浩然正氣，把金錢、物欲、自私、暴力之類無限地夸大，在填滿自己錢包的同時也將骯臟的東西灌輸給社會。我也不屑于阿Q的后代們那些非理性的、極端的民族主義情緒及文化民粹主義的作秀表演；有的是抗拒現代化主流文明病態濫觴中的卑鄙投機者。”（見2012年8月11日《美術報》）她發出的聲音擊中時弊，振聾發聵！
（全文收入浙江大學出版社《思想與藝術》一書，2019年1月）
周天黎說“周天黎”
《藝術市場》：自從內地許多報刊發表你的繪畫作品和文章至今，周天黎的“形象”經由媒體呈現，多在畫家、文化學者、藝術思想家等幾種定位，請介紹一下“周天黎”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周天黎：不管媒體語言概念或是人們的猜想是怎樣的，其實，周天黎只是中國眾多畫家中的一位而已。東晉名士殷浩說得好：“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我當然先是一位清亮坦蕩的畫家，然后才談得上其他。
驅動我人生的三種激情：渴望藝術、追求知識、對人類的苦難抱有情不自禁的憐憫之心。藝術求索上，我正在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像樣一點的人文藝術家。“我若為草，必萋萋以搖綠”，與其他有精神向往的同道者們一樣，跋涉于艱難的藝術追求之路上，不管是高翔之上，還是深埋之下，我也常常會有心縈風聲，神馳雨聲，九曲衷腸回蕩，獨立蒼茫，萬千景色蕭蕭之感。
所有文化形態的根本指向是精神信仰，然而在信仰和執著求真意志的缺失，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泛濫，世態人情堪憂，現實利害影響無處不在的生存中，作為區別于本能動物的一個人，我除了相信昊天有德，天行有常，相信真善美，又還能相信什么呢？這種信念，無法目測，但是，它像一盞心境里的明燈，導引著我，認同高貴、理想、正義、博愛與悲憫。“善，包含智慧、勇敢、節制和正義。”早年，當我面對混沌的社會現象而第一次讀到柏拉圖的這段話時，猶如沉悶黑暗中豁然出現的一道光，在我眼前劃過。使處在歷史發出詭譎冷笑、迷芒彷徨的我，有了信心的定力，人生于歲月推移中粹煉，豐厚著生命底蘊與藝術的容量。
哲學的理論是：每一個單獨的個人是點，眾多的個人組成了線面和體，也就是家庭、社會和國家。不可否認，漢語思想史從《詩經》始后，對人、對一個人的意義詮釋逐漸淡去，更多是風俗、時代和集體文化，以及那種來自歷史深處的憂慮。在拒絕接受新事物、新理論、封閉保守、且滯遲社會發展的封建統治思想體系中；在“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等封建禮教和文化糟粕里，許多美好純真、想自我超越、負荷自由精神的人，會在這樣的人間道場中被消失殆盡。
歷史是不斷解蔽祛魅、不斷豁然開朗的過程。驀然回首，歷代的畫家、儒生和百姓其實大都處于一種跪拜的勢態，反映出對人性認知的莫大缺陷。某種意義看，《清明上河圖》的社會學圖景和工藝品繪制性質要大于繪畫性的藝術抒情。我看重現代轉型中的個體價值，我一直認為，生命是從個體體現，特別是藝術家個體的生命沉思，對藝術的意義猶為重要于一些群體性敘事，更多的杰出繪畫作品也只能出自個人的自由創造。進一步而言，若無個體獨立的思想求索和自由的靈魂，就無法突破中國繪畫漸入因襲的蹇鈍之局，就不可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創作，更談不上能否產生真正的藝術大家、大師。其實，我講的這個道理、或是說藝術規律，只是在重復一個常識而已。
我多年前就說過，哲學意義告訴我們：“人為萬物的尺度”，人文主義通向社會正義的思想邏輯清晰而明確。人文主義是我藝術的核心價值和人生哲學枝頭的怒放之花。當代，在人文文化的詞句已被濫觴之際，一個藝術家把自己的藝術創作與人文相連，就必須在建構意義上清楚地對價值立場作出判斷，這是評介論證每一個藝術家成功于藝術鮮明的思想性、創新性、精神性和時代性的基本要素。我們所處的社會仍在大幅度地調整，小藝術迎合時代，大藝術引領時代，格局太小，糾結的都是雞毛蒜皮及隨波逐流。大思想家和大藝術家往往誕生于時代的撞擊之中，“是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藝術是以生命為向度的一種文化形態，藝術要去支撐一個時代的人文精神，藝術要為人類的最高文明奠基！這也是當代中國藝術創作的哲學出路。
“現代生活就像一條激流把人們裹著往前沖，人變得不再沉思，而且害怕沉思，不再有內心生活，僅僅活在表象。”我把尼采的這段話作為格言抄錄下來，是為了時時警省自己在眾聲喧囂下要駐守精神的陣地，不要在不知不覺中精神墮落。評鑒世事，我明白生活本來由意見構成，而意見就是政治的這個現實道理。但是，誠如叔本華所說，要么孤獨要么庸俗。我總覺得作為一個藝術家，需要從包羅萬象中抽離，站立于一個更為高聳的位置上，以深刻的感悟去描繪出現象表面之下、蘊涵著有生命意義的故事。藝術家還須有深厚的悲憫性情，如果藝術家具有了這種人性的光芒，它可以影響藝術家及其作品走向優秀與偉大。
中國歷史上曾被視為天書的《黃帝陰符經》講到：“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生命是有靈性的一種非物質結構，存在的詩意，不在于物質文明的外觀，而在于生命本身的內省。人茫然于精神本身的高維性，就會拉低人的思辨格局，人心也往往會成為罪惡的淵藪，而人心的虛偽敗壞是最大的敗壞。
普希金在閱讀描述形形色色貪婪和腐敗的《死魂靈》后感嘆道：“上帝就像我們俄羅斯一樣憂郁！”藝術家在通曉世故時要守好自己的本心，縱然難免常常置身世間污濁、攘攘阡陌、顛簸劬勞，仍秉持發軔之初，風光霽月，內里澄明。上帝創造的陽光、雨水、食物、愛與男女關系都是好的，但也有必要反思，如果人類不懂節制并放縱，這些祝福最終會引發人類的不可遏制的災難。
繪畫上，不以作品的過度世俗功利定位自己。對創作與現實的關系的理解，指向上往往會成為作品思想性確立的一種尺度。物化漫卷和思想的貧困合謀，缺失了對時代、對人類終極價值的關懷；缺失了對國家民族的責任、對個人品德的恪守、對家庭社會的承擔，所謂的藝術家又還剩下多少的意義呢？杰出藝術家和杰出的藝術作品是無法從輕浮和軟弱的精神結構中所產生。現在美術界想拿局促的精神和靈魂，在上帝的當鋪里作抵押換回現世實利的人不少，切莫浮華過后，徒留一地荒涼！
我要強調筆墨情趣僅僅只是認識中國傳統繪畫的一個方面，可這不是繪畫藝術的根本要義所在。中國畫中筆墨固然重要，但更要格外重視畫作的文化內涵與精神思想層面的提升和挖掘，因為只有上升到思想和哲學層面，才能令藝術真正的偉大。停留在表面經驗是中國畫家群體的致命傷，而只知道“怎么畫”（這只是繪畫藝術的皮相），卻不知道究竟“為什么而畫”“畫的作用和人文意義該怎樣體現”（此乃繪畫藝術的骨相）等問題，純粹為了筆墨而筆墨，為了技巧而技巧，這樣的作品在思想史和藝術史研究上無太多價值可言。
周天黎 《迎春花涌動地來》180 x 96cm 2006年
審美活動是精神活動，不是物質生產，一個不甘平庸的畫家一定要堅持“寫我心畫”，絲絲入扣的命運安排中，去感受生命與命運的激烈抗爭，敢有歌吟動地哀。疲憊時仍要叩擊出蕩氣回腸的孤獨吶喊，寵辱不驚，磕磕絆絆，篳路藍縷，不斷探索，努力去創造出一種獨一無二的“我只有是我”的藝術，為新的時代增加一種新的具有人文意義的藝術價值。同時以高尚的文化信仰去擁有高貴的藝術之魂，去直面一世的煙雨與波濤，頑強地展示出自己的藝術生命力。
杰出的藝術家要守得住創作生涯中的孤獨和寂寞，不遷就，不趨附，不被左右，敢于在風雨中獨行，敢于去打破群像的老套布局和呆板的程序化，承與變，努力以自己的生命意志去創造出一種獨樹一格的生命意境。往往，有生命力的文化藝術，猶如無拘無束地開在大自然中的野花野草，向著太陽輕搖，向著太陽發笑；聽貫風的溫柔，聽貫風的怒號；開了落了，落了又開了。福樓拜說：“藝術廣大之極，足以占據一個人。”時光的沉淀，雕琢出真正的自己。
歌德去世后，靈堂的門上方，用銀色的大字書寫著引自《赫爾曼與竇綠苔》的詩句：
死，它那令人震驚的面影，
對于智者并不是恐怖，對于善者并非是終。
死逼使智者認識生，教他如何行動，
死使善者堅強，在悲戚中懷有希望與將來的榮幸，
死使智者和善者永生。
誠如黑格爾所講：“歷史是一堆灰燼，但灰燼深處有余溫。”是的，英雄會遲暮，盛宴會散席，光芒會暗淡，星晨會隕落。生命是有限的，人人都將會死，所有身外之物都將隨肉身終結而終。但是，有些內在的東西永遠也不會消失，那就是偉大的藝術家給世間留下的那種大真、大善、大美的藝術精神。青史憑誰定是非？往往，一個藝術家的人生期望必須在疲倦的眼睛里面才有渴慕的強度；夜晚來臨，萬籟俱靜時，也難免會產生絕望里的迷茫和孤單中的凄楚；漫長屈曲的人生歷經中，對真善美追求的自信也會伴隨著彷徨的掙扎。但我始終相信：靈魂的本質是人的精神，人類靈魂的無限力量終將戰勝一切外在的暴力和內心的黑暗。而謳歌人類生命絢爛和精神永恒的藝術，可以讓人類乘上拯救之舟，馳向不是地獄終點卻是另一次開端的美麗彼岸。
有一次我在凡·高墓地憑吊時，我曾忽然聯想起上述歌德靈堂上的心靈祭文，我敏銳地感觸到它似乎在昭示一個道理：生命的結構是很復雜頑固的，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人的生命難以升華；生與死，不僅僅是一個永恒的哲學主題，也是一是永恒的文化命題。任何一個藝術家想登上藝術峰巔而永恒不朽，在艱辛的藝術求索之路上都離不開對生與死的深沉思考和對藝術家天職的堅貞信守。否則，絞盡腦汁、皓首窮經，也畫不出特定時代的重要的藝術經典。
周天黎 《新綠》 118 x 96cm 2019年
“筆耕者，肺腑宣泄也”
《藝術市場》：你的文章學識豐厚寬博，感情凝于筆鋒，引經據典間常有直覺斷語，用詞偏于古奧，形成獨特文風。請介紹一下閱讀經歷以及從事寫作的緣由和經歷？
周天黎：由于我的成長期正好碰上十年“文革”，在那樣的社會生態環境下，我讀到的書并不多。但不知是出于什么樣的基因，我從小除了愛好畫畫以外，還對古代銘文與考古學十分迷戀，像是被某種神秘的誘惑所吸引。故此，對古代的政治文化歷史演變也必須要有所了解。
在年少時，我就想方設法在考古學者和父輩們的指導下，陸陸續續讀了古代的一系列名著。《山海經》的自由人格風貌、以及《尚書》記載中殘留著的人文文化傳統等等組成的古代文化景觀；越過殷周之交、姬昌演易、周秦之變與二十四史的云遮霧障，歷史的秘密和歷史的真相，就會極為駭人地顯露出來并且一次次重現。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屈原憂心于國亡，寄情于山鬼，在孤寂的流放中吟唱出了《離騷》；漢末文化精英空前的勇氣和空前的犧牲精神如同夜空中閃爍的群星；從詩經、楚辭到漢賦，漢樂府到唐詩、宋詞和元曲都是中國古代文化寶庫中的燦爛瑰寶，以其特有的魅力滋養著世世代代的中華兒女；“蕩蕩天門萬古開，幾人歸去幾人來”，這是宋朝邵雍《梅花詩》的前兩句。詩句立意高遠，氣勢弘闊，讀來簡練，卻意味深遠。這一天問的背后，包含著千百年來古人對生命的探索。
曹雪芹的《紅樓夢》無疑是最具思想深度的作品之一；蒲松齡寒雀抱樹，秋蟲偎欄，在昏冷的孤燈下與魑魅魍魎共舞于聊齋，揭示和批判了當時社會的邪惡勢力與世俗頑固；章太炎和他的學生魯迅那種在備受時局煎熬中形成的秉筆行俠、犀利老辣之文風，切中肯綮地表述著文化的春夏秋冬；
陳寅恪晚年嘔心瀝血寫就的《柳如是別傳》，從歷史的雨蛀風蝕和王朝的幾番興亡中，慧眼獨具地看出了一個風塵女子的人文價值和歷史內涵，其深透一如之于人類處境的洞若觀火……這些中國歷史清晰可辨的文化燭火，給我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后來，在歐洲，在香港、臺灣地區又讀了不少文學藝術、思想哲學方面的著作。過去，在內地要讀到一些人文與思想性著作有些困難，這會造成知識結構與理性認識上的局限，造成不少人上蒼賦予的才華不菲，而生活給出的跑道太短的局面。我想，在追求知識的海洋里，讀書應該是無禁區的，思想應該自由地飛翔，學術可以有規范，思想卻不能被羈縛。現在畫家群體中閱讀這些書籍的人也是很多很平常的了，這是好事。
閱讀是成長的階梯。多多閱讀可以幫到你的思想求索，感而遂通，拓寬藝術思路。雖然時間溶解著生活，仍能保持精神靈明，擇善固執，筑起心靈的諾亞方舟。即使雙腳在泥濘中跋涉，也可以支撐你的靈魂總是仰望著藍天，因為你能感受到知識和自由的力量。
雪萊說過：“不是心坎中流露出的詩通常不是真正的詩。”寫文章又何其不然。所謂筆耕者，肺腑宣泄也。關于寫文章的個人特性，我只是努力并盡可能真實地把自己所見、所思、所悟表達出來，而不是為了要寫出何種文章而寫文章。而且往往在非提筆不足以平和自己內心強烈的敘說欲望時，才動筆寫出文字。然后，把寫出的文字放一些時日，再拿出來看看立論和觀點是否明確，再理性分析分析是否有現實意義，再修改修飾后，才拿出去發表。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陳寅恪語）寫文章和作畫一樣，可以做不到一方硯田、萬點血噴；也不一定要志在河汾，壁立千仞，屈指叩擊出天問之音；甚至不必一定要有洞悉人性的筆鋒。但是不能無病呻吟，不可故作姿態、隨風偃仰，不茍同俗見，不能唯諾地去媚俗權貴，更不能喪失基本的良知與道德，為虎作倀。作者對人類的命運要作縱橫觀，努力地去捕捉時代的脈搏，并為之燃燒，發出光，敢于嘩嘩作響。斷崖啼鳥，悟道空蒙，也不要太在乎“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
《莊子·大宗師》有曰：“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我想只要為文者心地正，動機純，多多“反求諸己”，這樣堅持久而久之，在信息爆炸，文滿為患的當代世界，慢慢自然會形成一種不同俗流的獨特文風。
周天黎 《綠霓紫冠景色異》 95x180cm 2019年
我的“精神之王”
《藝術市場》：古今中外，文學藝術哲學諸方面先賢輩出，哪些人于你最為傾心？
周天黎：真正的文化大師與思想巨人，必定會散發出在憂患歲月磨礪出的歷史智慧和人格光輝，對精神時空附之一代一代的豐富內涵。正是因為有這么多閱盡世界悲歡和歷史滄桑的人物存在，人類才擁有壯麗的精神文明。如果沒有他們的龍吟虎嘯，整個人類歷史的星空會黯然失色。所以，敬重圣賢是人類自身救贖、靈性、德慧的現代憑籍，是高擎新世紀理想主義火炬中的曠達颙望。
是啊，日月星，天地人，你我他，總有一個時間的節點，能夠喚醒久遠的記憶和沉睡的感情，讓人們在歷史的坐標里，仰望崇高、砥礪精神。這對已經啟幕的第三個千年文明的中國，有著猶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僅我個人來說，古今中外傾心的人物真的很多，可以說厚厚疊疊。從近幾個世紀來說，中國的是王船山和顧炎武。外國的是伏爾泰和托爾斯泰。對我而言，他們是寥若星晨的精神之王，卻構成最高貴的絢麗多姿的審美激情。浮生行吟，砥礪心志，慎思之，篤行之，風風雨雨伴隨我的一生。
他們使我認識到：獸性與生命本能同在，獸性本能會發出瘋狂兇惡的呼嗥，只有精神信仰和道德可以馴化人類生命中的獸性。人性最黑暗、人性最光輝，有著天使及魔鬼的成份，抉擇的過程卻意味著精神的內在搏戰、靈肉或神魔兩極的煎熬。而且必須自作主宰，其意在此，其義亦在此。
王船山所言：“耳有聰，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聲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聰必歷于聲而始辨，明必擇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豈驀然有聞，瞥然有見，心不待思，洞洞輝輝，如螢乍曜之得為生知哉？果爾，則天下之生知，無若禽獸。”王船山對我人文藝術思想的形成影響很大，我曾佇立在湖南岳麓書院王船山畫像前長久沉思；我認為顧炎武“學以經世致用”“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之論，應是作為知識分子藝術家自我勉勵的箴言。
伏爾泰打破了封建專制主義價值傳統，一生為思想和自由和平而戰，代表了當年歐洲整個啟蒙運動的思想，在世界范圍內啟迪了民眾的心智，并且影響了整整幾代人，故我兩次去到巴黎先賢祠，與伏爾泰靈柩零距離接觸；托爾斯泰在俄國當時沉悶的政治生態和重重矛盾的社會現實中，身體力行地倡導超越階級沖突的人道主義，反對暴力與奴役，主張奉行合法的生活義務和合理的生命法則。這些，都是我的重要思想來源，也使我解頤之愉中常有“觀于海者難為水，游于圣人之門者難為言”的感受。
長河中行程崎嶇的歷史告訴我們，假如我們以十年百年為單位審視歷史，瓦釜雷鳴的心神俱傷、蒼生之危的心扉深痛、以仇恨為基礎的惡，都是無可免絕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他的老師閔可夫斯基創立的四維時空理論也提示我們，歷史在時間向度上，經常不是直線遞進的，文明不單單是伴隨著幸福、而同時也是伴隨著罪惡而進步著。不必畏懼歷史在行進中突然抽搐所帶來的那一陣負面刺痛，藝術家自身不可茫茫然、戚戚然的彷徨，昏昏然、蠢蠢然的晦氣，要敢于直視人生旅途中的傷痛，敢于成為丑與美的逆轉者和時代精神文明的催生者。
深思甄別，偽智邪智皆非智慧。偽智貌似智慧，其實愚蠢；邪智貌似聰明，其實邪惡。文化思想上，我是明確反對一些浮囂、狹隘民族主義者“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和做法。一個“必”字，道出這種以孤立、保守、排外和捶胸頓足、懼怕先進事物為特征的夜郎式自大。大藝術家當然要有“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的氣概。我們要警惕那種無賴式的專橫、街頭小流氓式的猖獗和極端語言暴力渲泄效應的瘋狂；我們決不能掉入那種偏執的、自我作賤又排他性崛起的精神泥淖。19世紀英語文學最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喬治·艾略特說過：“常言說知識就是力量，殊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識去慢慢建造，愚昧來頃刻毀滅。知識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謹慎，在于辨別，在于分開或然和必然；愚昧則是一個亂沖亂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于鼓掌，咨意而為，把歡樂之所埋葬于深淵。”
《禮記·中庸》有曰：“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長衫落拓與西裝革履中產生的智慧都是人類共同的智慧。我鼓勵年青人要耐心地去讀讀世界名著，它的一大好處是可以培養一個人的人文素養，讓你心中有一種正確而優雅的為人處世觀。而且，它還凝聚了世代人類思想藝術的精華，可以陶冶思想情操，給人以深沉的思維空間。
人類現代文明是世界各國各民族共同創造的，先進思想引導落后思想，相互碰撞、學習、借鑒、交融，從而更快走向成熟，不但不應視作為現實功利，而要從哲學意義上認識到這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人類文明的進步也不是對異族和器物層面的征服，而是追求人類彼此啟示、彼此欣賞、彼此關懷和世界大同、心靈自由與每個人的尊嚴。
我一直認為，已經擁有了幾千年生命力的中國文化氣象流溢，剛強堅毅，靈秀俊朗，風度揮灑，自然倜儻。歷史的經驗與教訓告訴我們，沒有文化的高度自信與包容，就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和新時代的價值譜系。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成熟有賴于人民的成熟，豁達開放的和諧社會的成熟體現于文化精神層面上的成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深入骨髓的平等觀念。
勇于擔當的責任意識。
靈魂深處的法制意識。
無需提醒的人文意識。
理性思考的獨立精神。
周天黎 《荷韻》 79 x 69cm 2019年
“五四”精神并未過時
《藝術市場》：今年是“五四百年”，回顧自“美術革命”以來各種主義、流派等，你如何看待這一口號以及新文化運動的價值和局限？
周天黎：這個題目有點大，狹義和廣義的討論可謂汗牛充棟，有全景透視，有瞬間描述，有理性分析，有感性復原，也不乏對中國文化歷史命運的洞察，看到歷史的桑榆之下凝聚了百年的沉重。
我如果再去說得更寬廣更深刻直白一些，甚至生死回視，空間霹靂，可能會超出刊物的發表尺度。歸納的來講，頭腦層面上的智力開發和內心層面上的審美導引則是歷史在人文層面上的動因。有感于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未止步，所以，我認為對當代中國美術探索前行的戰略意義并不是僅僅體現在一些筆墨技巧和繪畫風格上，更關鍵在于思想視野上，在于體現為一種對社會、人生意義的理解和價值判斷上。
拿破侖對這個問題說得很在理：“世上只有兩種力量：利劍和思想，從長而論，利劍總是敗在思想手下。”秉要執本，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之所以偉大與不平凡，是因為有偉大的思想，而一個沒有偉大思想家的民族、一個喪失了哲學智慧能力的民族、一個不再分享思想的喜悅和感念的民族，可以說是一個不健壯的民族，如果思想死去了，這個民族會弱變成一位步履蹣跚的年老乞丐。
邏輯性的大膽懷疑是智慧的開端，由其衍生的批判精神是一個時代進步所必需的過程。懷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實證精神，構成了科學的思考方式的本質。盡管杰出的思想者，總會遭受到很多的偏見甚至不公正的待遇，但正是這些有思想的精英人物，才是社會發展不同階段的清醒者、反思者。人類社會演化的過程，必然是一個新舊觀念相互碰撞、相互交融、逐漸演進的過程，在這個實踐過程中產生與不斷完善的進步思想，可以催生一個民族的偉大與一個不平凡的時代。如果以此為邏輯立論來看“五四百年”中國文化的發展，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中國近代史上從林則徐“師夷之長技以制夷”開始，到洋務派改革學校制度，到推翻兩千年帝制的壯舉，就是一部受西方文明感召的歷程。心靈是生命自由的依據，西方文化通過“文藝復興”的精神運動，徹底否定了中世紀的精神專制，而當年的“五四”運動，在西方現代文明思潮的沖擊下，歷史性的開拓了中國國民的認知疆界，喚醒了沉睡已久的國民個性意識的覺醒，特別是對被元、明、清三個封建王朝血淋淋的殘害打斷雙膝、喪失了應有脊梁骨的知識分子，注入了新的元氣，促進了人的靈魂與精神的解放，從而形成一種打破近千年來封建精神枷鎖的進步思想。
盡管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要煥然一新，可能需要百多年的歲月、幾代的光陰。但是，現代文明與野蠻落后的纏斗中，良知立命，凌波成賦，奇崛狷介，崢嶸頭角，“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更應為“五四”之精髓，回蕩于遠水蒼山，見證著文化啟蒙之于歷史，有著何等驚人的創造力！
當年陳獨秀與著名佛學家、現代美學家呂澂聯袂提出“美術革命”命題，有其自身特定的歷史條件。其“革四王命”的呼吁和對傳統的反叛有其合理性，但作為激情革命活動家的陳獨秀從藝術服務于政治的思路，戰斗檄文式地將其美術理論局限在“必須用寫實主義”為唯一方向；更高層面上是“美術革命”運動（或稱思潮），沒有認清楚偉大的美只能由自由心靈創造的這個美學本質，同時取決于人們在美學上的感悟程度；沒有去深刻揭示頑固強大的封建專制主義文化得以存在的社會根源，在藝術進步觀、藝術多元論和對自由人格完善上來不及從思想理論上更多的啟蒙展開與更深入透徹的闡述，就在以救亡圖存為號召的各種激進潮流導向下，很快嬗變成“二元論”思維模式，甚至簡單地被一股革“中國畫”的革命浪潮所掩沒。
為此，1921年，以樂觀態度面對現代藝術到來的陳師曾，從中國繪畫內在規律認知出發，以白話、文言兩種文體發表《文人畫的價值》的重要文章，對如何看待中西兩大藝術思想體系的聯結問題，比較全面地表達了自己的藝術觀點，一直影響至今，留下一片有著晶瑩露珠的清馨芳草地。
除陳獨秀外，康有為、蔡元培、魯迅、胡適等人對中國美術都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
承接古今之變，然步履維艱，任重道遠。創作的另一個重要意義在于，在世上留下自己包括精神和思想在內的痕跡。我認為沖突與震撼之中的文化更新不太可能完全離開傳統而獨立地完成，因此主張以新文化的澎湃之力掃蕩舊傳統之弊，并融于創造新文明的再生之源中完成新的價值重建。故相對而言，繪畫上，我比較接受康有為“中國近世之畫衰敗極矣”、“如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合中西而成大家”的改良主張，希望自己能逸能厚，能墨能彩，葆有中國古風，俱當今畫品，抽象與具象之間，走出一條既有現代精神、又有民族傳統的藝術新路。
我要強調一點是，藝術一個時代接著一個時代的向前發展，來自于不斷地探索，而探索又來自于嬗變，把許多人認為是終點的地方，作為自己的起點。敞開胸懷承受外來藝術思潮的撞擊，深刻體驗現代環境中的個體視覺經驗，由變革進而開新，這是我們這一代中國畫家義不容辭的使命。
周天黎 《孤卓立大野》 180 x 96cm 2008年
我們要寬容地理解每一代人都會有他們的歷史局限。我從今天的人文視角與學術立場而言，發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并不是復舊復古，不能顢頇地往回走，去迎合歷史墳墓里的酸澀回音；我們可以哲思地往回看，往回看的目的，是為了從磅礴數千年的中國文化現象中，熔煉出有利于生命意義化、人格高貴化和情感優美化的精神原則，為現代轉型和創新性轉化倍增動力。
陀斯妥耶夫斯基說得好：“美將拯救世界。”我要忠告并寄希望中國美術界的青年朋友們：每一個新的時代總是期待著大靈魂的生命激情！不要為自己的藝術思想套上鐵銹的桎梏而不敢展翅，要明朗地面向星辰大海，沖破狹隘之氣、小家之氣、惡俗之氣和沒落之氣，渴驥奔泉的傾情縱橫！不以創造性為依歸而單純地繼承傳統文化遺產，是藝術創作的一大歧路！
我很認同這種觀點：“五四”精神在今天并沒有過時，我們應該在“五四”精神的照耀下審視、繼承和弘揚優秀的傳統，也就是在民主和科學的引導下去汲取我們的文化資源。
中國文化命運一次次從驚濤駭浪之中渡過危機的嚴峻史實告訴我們，如果心靈之光熄滅，如果精神創新和對永恒真理的探索一旦中斷，文明也將頹然終結。眼光放長一些看，人類社會求新求變、求進步求發展的向前演進是不可遏制的。因此，文化與藝術也需要認識論上的不斷升華。任何一個時代，文化的繁榮，藝術的輝煌，是無法從世故大于思想，利益甚于辨析中開風氣之先，從此建樹起來的。所以，特別對置身中國歷史語境的藝術家們來說，只有超越了生存之道的謀求，在有關存在的思考踐行體味中，才能真正接近與進入藝術大家、大師之列，才能在美術史上留下真實可喜的一頁。
另外，我要再一次指出，中國美術史上，歷代大家大師所創造提煉成熟的筆墨技法，既是一筆財富，但對不思進取的人來說卻是一種包袱。不斷抄襲拷貝下，眾多猴子式的模仿中，衍生出陳腐、低俗、虛假、僵死等等積蔽與頑癥。一個真正杰出的藝術家，不會陷入思維堵障與精神板結，在自己的藝術實踐中，必定會有一種強大的叛逆精神。因為在藝術上，一個不叛逆的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突破，也無法展現其強大的原創力的。而缺乏原創力的人，只能成為畫匠、書匠及抄稿者、復制者。因此，以某種角度而論，在藝術上，叛逆的程度越高，原創力就越強。
周天黎 180 x 96cm 《日晷》 2017年
愛國愛港是香港文化主流
《藝術市場》：你藝術成就令人矚目，著述甚豐，有頗高的聲譽。作為海內外一位具有代表性的杰出藝術家，你對香港文化現狀有那些觀察和思考？
周天黎：亂世星火天有記。據出土文物和史實記載，楚、漢文化在秦漢年代已在香港有所交流。唐朝正式在今日的香港屯門區設鎮駐軍。香港最早的書院是宋代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進士鄧符協在今日香港錦田區創建的“力瀛書院”。鄧符協死后葬于今日的香港元朗，其墳墓至今保存完好，由于該大墓“山腰橫向入穴、把棺橫吐而入”，風水設置奇特奇好，被譽為“仙人大墓”，成為許多人觀看的亮點。
1874年2月，近代著名維新思想家王韜，在香港創辦了我國近代第一家影響極大，倡導以言報國、變法自強的報紙《循環日報》，該報以“強中以攘外，諏遠以師長，變法以自強”為激蕩鼓應，主張為振興中華、抵御外敵而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這里，在中國近代史上人民斗爭高漲期間，還一度成為進步思潮的活躍之城，對社會變革產生過重大影響。
在過去百多年間，香港曾經成為英國的殖民地，故此受到西方文化的深層次影響，但又從未脫離遠東文化版圖。上世紀中期，內地許多文化學者和文化名流移居香港，以香港為人生驛站和文化驛站，釀造成華洋融合的獨特文化。
從19世紀的轉口港，到20、21世紀的國際都會，其金融影響力和紐約、倫敦并駕并驅。獨特的社會環境與歷史元素，使各種文化在香港不斷發酵，世界各地的文化也持續影響香港文化，但其原始記憶仍是中國文化，懷念著那片曾經詩酒流溢、弦誦爛漫、產生了孔老孟莊無數先哲天才、有著充滿無限生命哲理、有著悲愴英雄史詩的神州大地；向往著那茂密翠綠的叢林，清澈見底的河流，一望無垠的草原，纖塵不染的湖泊，潔白如雪的沙灘，巍峨蒼茫的山巒……并在歷史的折疊和歲月的動蕩中躲過了文化上的劇烈迭代。甚至可以說，骨子里始終帶有傳統中國人的精、氣、神。
回歸祖國后的香港特區政府，“一國兩制”的政治架構下，“多元發展”、“尊重表達自由”、“保護知識版權”、“民間主導”、“與世界建立伙伴關系”等，一直是官方對文化藝術立下的倡導原則。有內地的學人著文說香港是“文化沙漠”，是“次生性邊緣文化”，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讀誤解，我不同意這種膚淺片面的觀點，這只是看到香港商業化功利發展的一面，而沒有了解香港文化思想和各類藝術創作蓬勃生動的一面。更不了解深埋于香港人心中那一份由中華文明熏養出來的、可貴的愛國情懷。
回顧一下山河鑿刻的皺紋：香港有一個“宋皇臺”，1278年，中國宋朝皇帝宋端宗趙昰和趙昺被元朝軍隊追殺南逃避難，途經香港九龍半島的一座小山。他們曾到了山上一塊估計約有300公噸的巨巖邊休息夜宿。后來趙昰病死在香港，在彌留時遺下了一份北望的囑咐與無奈的宿命。而趙昺則在崖山（今廣東新會崖門鎮）海戰戰敗后自殺，數萬軍民相隨跳海殉國，十分慘烈，大地慟哭。在“崖山之后無華夏”的囂囂聲中，附近的民眾卻自發地在那塊可以容納50多人的巨巖上，刻上“宋皇臺”三個大漢字，表達對外族入侵的憤懣和不忘亡國之恥。
后來本地人擔心激怒元朝的皇帝，為避免遭來屠殺之災，將“皇”字改為“王”字。雖還一度遮掩，但這古跡在當地人民千方百計的保護下，一直得到保存至今。當年遺民南渡，華夏衣冠，長存于香港彈丸之地，現在宋皇臺公園成為香港的一個著名景點，假日里，當地人還會帶著小孩子到此講述這段歷史，斯文慷慨，代代相傳。可以說，香港在一千多年前，就是一方具有愛國精神的滾熱土壤。如杜鵑啼血，如海鷗鳴濤，歷史的跌宕起伏中，中華民族的人倫底線從未失守，而這種人文溫度一直默默地蘊藏在人民的熱血里。
鴉片戰爭時期，香港就有義士主動為中國軍隊通風報信。宣統元年（1909年）秋，孫中山、黃興在香港成立同盟會，進行較大規模的“反清興中”活動，策劃了廣州新軍起義和黃花崗起義，香港社會都給予了大力資助。起義失敗，令蒼天都欲哭無淚之時，又是香港人士出錢出力，西風殘照、喋血唾面，冒險為死難烈士收拾尸體。這和香港濃厚的支持社會正義進步的家國文化情懷是分不開的。100多年來，孫中山、黃興等人士的活動場所一直得到良好保護，從未被破壞。香港回歸后，特區政府出資購入，并耗資9100萬港元修葺，統籌改建為孫中山紀念館，成為人民的紀念勝地。
至于香港社會在抗日戰爭中對內地抗日游擊隊的各種支援更是多不勝數。近些年，在內地遭遇幾次大水患、大地震自然災害時，香港同胞傾力動員，演藝界紛紛出動，參加籌款義演，不遺余力地送去了熱誠的關懷和慷慨的幫助。
香港被外割百年中，中國文化之魂和精神的故鄉卻從未喪失，永不沉滅，更從未曾與內地同胞相割離，香港廣大同胞始終與內地同胞心相連、情相牽。我們要看到，愛國愛港才是香港文化的主流，任何人無法剪斷那根血水相融的臍帶。優秀電影《十月圍城》形象地再現了1906年10月的香港，為保衛孫中山在香港的人身安全及支持辛亥革命，香港許多志士舍身取義，血染刀刃的英雄故事；金庸這朵武俠小說奇葩之所以能產生于獅子山下，也有其人文歷史和文化環境的必然性……
周天黎 《六月荷華立中庭》137x70cm 2015年
文化作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深深影響著社會的文明理念。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內地與香港熱烈的文化藝術交流，使香港文化的內傾態勢越來越強，使本身與祖國正宗主體文化保持著千絲萬縷聯系的香港文化快速與母體文化融匯，從而促進了香港地區中華文化的復興。
目前，在特區政府的資助下，香港幾乎每個星期都有不同類型的藝術展覽。一年一度在香港舉辦的香港巴塞爾藝術展，有來自全球35個國家的頂級畫廊參展，展出包括油畫、中國畫、雕塑、裝置、版畫、攝影、影像及多媒體藝術。也吸引了世界眾多收藏家云集香港。佳士得、蘇富比這兩家世界一流的拍賣公司先后在香港開展藝術品拍賣業務，它們相互促進，完善規則，開展良性競爭，進一步促進了香港藝術品市場的發展。
進入21世紀以來，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藝術品市場每年的成交總額屢創新高，很多藝術品門類的最高成交價格都是在香港市場刷新的。
還有，如杭州西泠印社這樣在全球華人世界有品牌效應的藝術社團，在這里開設“西泠學堂”，頗受歡迎。另外，香港近幾年優秀的女性藝術家比較活躍，除了像香港“天趣”這樣的藝術機構致力于推廣女性藝術家以外，和香港許多大財團樂意資助女性藝術展覽有關。
當然也不必諱言，香港社會也碰到了深層次的問題，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由于香港地價和房價不斷攀高，生活壓力增大，許多畫家忙以教畫為職業謀生，并且生活在中下層，社會地位不高。有的讀書不多，沒有深度，藝術上也有待提升。只有少數具有中西教育背景的藝術家活躍在社會上層，一幅作品可以賣到幾十萬港元、幾百萬港元、甚至上千萬港元。當然，小街陋巷，漆黑樓層，曲徑通幽，藏龍臥虎，也會有一些優秀的畫家由于種種原因，還沒有被公眾所了解。整體上和內地美術界的狀況有些相似。
想想自己也曾經年輕過，歲月并沒有完全帶走人生情感上的喜、哀、怒和砥礪奮發。但畢竟已過了知天命而到耳順，本身時間又不夠用，以及不喜歡塵囂熱鬧，因此甚少參加香港群體性的藝術活動，但對香港的藝術發展還是常常關注的。今天，香港的文化藝術已經成為大中華文化藝術的一部分，血脈相連，文化思想資源更為博大豐厚，又有面對世界的區位優勢，前景更為遠大，責任也更加重大。
在這個全球文明沖突吉兇未卜的時代，人類文明進程中正橫陳著一些難以理喻的異像，無論是友善的還是惡毒的、高尚的還是卑鄙的，人們都無法逃避，這也是現代世界的斯芬克思之謎。然而，我對年青一代的藝術家是充滿希望的，盡管他們略顯稚嫩，但他們有著開放進步的文化胸懷和更強烈的創造性思維能力，對中西文化的視野也比我們這一代人更為寬廣，未來畢竟是屬于他們的。人類命運的大河需要源源不斷的充沛水源，才會波濤壯闊；只有一代超越一代，中國的文化藝術才會更加輝煌燦爛！
周天黎 《秋實》 186 x 124cm 2019年
藝術作品的收藏價值何在
《藝術市場》：在2006年臺灣新生報《藝術名家》中，你曾對當時藝術市場的黑幕提出警告，時隔十多來年，你對近年內地藝術市場的發展有何看法？
周天黎：藝術品收藏被稱為“特殊的有價證券”。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浪潮，全球拍賣與收藏進入鼎盛時期。社會經濟的發展是藝術品市場發展的基礎，作為一項新興產業，內地的藝術品市場伴隨著經濟大潮，呈現出一派繁榮面貌，勢將成為繼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之后的第三大投資領域。
由于通貨膨脹危機存在，為避免紙幣貶值帶來的財產損失，高端藝術品作為資產配置的一個種類，得到了高凈值投資者的普遍認可，真正有人文價值的藝術精品更倍受推崇。政府也已經陸續出臺了一些法律法規來完善藝術品市場的交易與藝術品交易機構的運營。中國在近30多年發展時間中能獲得如此成就已實屬不易。
然而，正因為是一項新興產業，誘發社會上一些人性被扭曲但又頭腦聰明的人，加上一些資本價值的增殖方式，伴隨著其原始貪婪性與殘酷性；加上某些急于撈名撈錢的體制內腐敗官員，小市儈式的私欲和物欲至上的絕對利己主義的沖動，鉆營法規漏洞，制造出一個個龐氏騙局。
比邪惡更傷人的是道貌岸然的偽善行為，專業知識與權貴權力結合的舞弊比任何舞弊來得更惡更難以防范，官本位的書畫淘金市場退潮后，留下了一片狼藉礫石。沒有了蓬萊文章建安骨，沒有了精神上和美學上的追求，市儈庸人哲學更為泛濫。而社會精英的平庸更讓人警惕：一個人如果與智慧、良知隔膜，勢必會以惡為善，不但耽誤了自己的人生，還誘惑出別人心中的惡。可悲的有的美術官員丟掉初心，利令智昏，不學無術，猥瑣庸常，爭名于朝，爭利于市，成為失魂落魄的行尸走肉，有的爭先進了牢房，令人唏噓。古老的《十誡》，被視為上帝賜予給人類的十大行為的終極原則，審視著人性的幽暗，警告人們底線原則不可破！舉頭三尺有神明，信否？祈禱他們的心靈能得到高貴文化精神的救贖。
真正好的藝術作品，只有從藝術史角度看它所具有的語言創造性、內蘊的思想性，才是判斷今天藝術作品的收藏價值。但在中國的藝術品市場，偽造贗品、虛假鑒定、聯手做局、權力尋租、公器私用、借藝生財、行賄受賄等不法行為時有發生。有時，也可看到藝術品的價格由極少數炒家操控，“黑槌”亂出。這是極不正常的，甚至有些荒謬。而且藝術家的知識產權和收藏者的合法權益也得不到維護。
為此，薰蕕冰炭，當年我在為臺灣《新生報》寫藝術主持人語時，揭露批判這些丑惡現象，并提醒海內外藝術品收藏家們，要警惕注意價值空虛嚴重的各種花招與陷阱，在國內外引發了較大的社會反響，也因此捅了馬蜂窩，得罪了一些既得利益者。有的打上門來，到我的畫展來搗亂；有的把可憐的一點文才都發揮在寫誣陷信上；有的居然還打著“愛國主義”旗號在網上出言恐嚇威脅，但對我來說沒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已一笑而過。
由于中國正處在文化轉型期，對藝術品的喜愛和價位認可又具有相當程度的主觀色彩。再者，舊的審美尺度和欣賞習慣正在演變，而新的尚未被社會所公認，對藝術的欣賞與接受已經不能完全靠傳統美學所推崇的視覺、知覺來完成。加上意識形態的不同和各種社會原因的局限，中國藝術家作品的藝術價值和價格的評估系統并沒有真正成熟。
但這事急不來，需要時間，需要藝術品市場專業人士和民間畫廊、拍賣行、博物館美術館收藏、專業媒體、學術討論等“社會文化生態”的逐步提升，也需要國際良性藝術資本的關注和參與，才會逐漸明是非、定猶豫，產生比較合理的社會存在模式和市場模式，并且隨著民族的興盛和不斷壯大，最終迎來優秀文化價值的凱旋。
（原刊《藝術市場》2019年10月號。作者略有修飾，轉刊于11月9日《美術報》。）
周天黎 《秋光》 152 x 84cm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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